民事案件，做到胜败皆服是很难的，更何况是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案件。但今年春节前，我们竟然同一天收到一起案件双方当事人寄来的锦旗，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。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？

2011年，老李承包修建了3条乡村道路，由老杨供应沙石建材。工程结束后，材料款却未结清。2014年，老杨向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老李支付37万元材料款。案件经过一审、二审，法院均支持老杨的诉求。老杨胜诉后申请执行，得款26万元。但老李不服，不断申诉和信访。2017年5月，法院启动再审程序，新一轮的一审、二审后，法院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，认定老李不欠老杨的材料款，驳回了老杨的诉求。老杨败诉后，对结果不满意，四处讨说法。老李虽然胜诉，但执行回转款一直未到位，他也不满意。

2022年10月，老杨向最高检申请复查，希望讨回公道。我们审查后发现，该案虽历经4次庭审，但事实并未彻底查清。老杨的主要证据是一张欠条，内容为“欠款37万元，错账包来回”，而两轮诉讼对欠条的认定截然相反。我们着重审查了一份《支付方案》，其内容显示“3条路补助款共36.8万元，老李还应向老杨支付18万元”，这与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。《支付方案》的真实性如何？它是不是对欠款的进一步对账？

在四川省检察院、绵阳市检察院的配合下，我们会同最高检检察信息技术中心，对《支付方案》的真实性展开调查。视频听证中，双方各执一词：老李坚决否认签名是其书写，老杨则坚称签名属实。

案件陷入僵持，我内心纠结：案件能否查清？是否需要去当地实地调查？临近年底，能否在过年前化解纠纷，让当事人过个好年？

要查清案件事实，就要“走出卷宗、走出办公室、走出检察机关”。想到这，我下定了决心：到现场去，明天就出发！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和技术部门同事一起，奔赴绵阳。

在绵阳市检察院，老杨激动地向我们陈述情况，并提交了《支付方案》原件。老李起初对我们不信任，但在我们的耐心解释下，他配合技术人员进行了签名笔迹采样。因老李书写特征不稳定，鉴定难度较大，技术部门慎重得出鉴定意见：《支付方案》签名确为老李本人书写。

既然已查明事实，案件是否应当抗诉呢？旷日持久的诉讼已经让双方身心俱疲，如果再走一轮再审程序，矛盾会不会再次激化呢？双方都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就算再次改判，又将如何执行呢？在提出监督意见时，我们犹豫了。

双方当事人都认为，司法机关应查清所有案件事实。这种朴素的司法正义观念，与我们“最大限度接近客观事实”的办案理念相契合，也让检察和解有了可能。

鉴定意见出来后，我们给双方算了一笔账：若抗诉，老李需承担18万元付款义务，老杨通过执行已得26万元，应退回8万元。但老杨已无财产和收入来源，8万元难以追回。双方在诉讼中均存在不诚信之处。既然已经查清事实，双方能否各退一步，就此和解呢？

出乎意料的是，老李对我们非常理解，他最终承认签名是其书写，并愿意和解，也不要求老杨退款了。老杨也认识到自己之前贪心，没有及时提交《支付方案》，导致自己败诉，现在愿意撤回复查申请。

双方达成和解后，我们并未止步。考虑到双方仍陷于执行回转纠纷，我们多次与游仙区法院联系，建议解除对老杨的失信执行措施。2024年12月，老李撤回执行回转申请，法院将老杨从失信名单中移除。执行回转案件终结，双方彻底息诉息访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（讲述人：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助理　李大扬）